科尔尼：未来五年全球五大变数

　　从2015年起，每年底，科尔尼都会推出《未来五年全球五大趋势》研究报告，今年报告的覆盖期是2025年-2030年

　　文 | Erik PetersonTerry Toland贺晓青

　　这是科尔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第十次发布全球趋势年度评估报告，预测可能塑造未来五年（2025年-2030年）全球运行前景的重大趋势变化。这份报告持续关注那些我们认为起初未受重视，但随后将被公认为对生活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或趋势。

　　全球发展风往“南”吹

　　“全球南方”国家主要由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构成。这些国家正迎来发展的重大转折。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以及南非等国家通过“大金砖”（BRICS+）和其他区域协议建立了多边合作，在全球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力。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及其主要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然而，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选择不参与制裁，或是寻找契机为本国谋求更多利益。

　　这种新的世界秩序将产生深远的经济影响。扩容后的“大金砖”国家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8%，代表着一股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它们正在试图打造自己的金融体系，重点推进去美元化。

　　2000年，中国、印度和东盟等国家达到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人口只有1.5亿。如今，这一数字已飙升至大约15亿，是西方国家总人口的2倍。到2030年，这一数字预计还将翻一番，达到30亿。

　　此外，世界各集团之间的贸易模式也将不断改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目前，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量中，南南贸易占35%，而北北贸易仅占25%。

　　跨国企业供应链多元化战略让东南亚国家成为最大受益者。2023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至2360亿美元。全球供应链多元化的浪潮也让印度和墨西哥受益匪浅，尤其是墨西哥。2020年至2024年上半年，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20%，而同期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占美国的进口份额从17.7%下降到13.5%。此外，非洲的经济活力也得到一定改善。据预测，2025-2030年全球增长最快的25个国家中，将有11个来自非洲。

　　“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一两极博弈中寻求平衡的同时，也在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它们可能会利用中美两国的竞争关系为自己谋得发展机遇。

　　对企业的启示

　　投资“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地位崛起，且它们多数采取不结盟的策略。那些致力于开拓快速增长市场并吸引新兴消费者群体的企业，可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发掘拓展业务的机会。

　　把握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劳动力资源。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生育率的下降，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资源正在逐渐缩减，但“全球南方”国家却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趋势。

　　将供应链多元化战略扩展至亚洲以外的地区。随着中美紧张局势加剧，很多企业开始谋求供应链的多元化，例如非洲某些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出现多个快速增长的科技中心。传统低成本国家以外的“全球南方”国家也有其经济优势，企业应当把握其中的机会。

　　国际贸易陷入困局

　　关税在国际贸易政策中的作用与日俱增。20世纪初，美国试图通过提高进口商品关税来保护国内农业及其他行业，免受外国竞争侵蚀。但这损害了国际合作。二战后，美国积极促进国际贸易合作，限制关税的使用，并与22个国家签署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主打趋势，关税削减持续加速。

　　几十年后，一些国家开始反对这些原则，且抵制情绪越来越强烈。2018年，特朗普政府提高了对多种产品的关税水平，引发贸易摩擦与争端。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政策，并对钢铁、铝、电动汽车等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此外，2024年9月，美国宣布计划限制“小额豁免”的商品类型。

　　而今，全球范围内，以关税为武器的现象愈演愈烈。2024年9月，加拿大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反制，中国启动了对加拿大的反歧视调查。欧盟在2024年9月宣布，将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最高45%的关税。2023年以来，阿根廷、巴西、印度、越南和欧盟纷纷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此外，巴西、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土耳其、美国和欧盟都对某些高附加值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仅限于电动汽车。

　　未来五年，全球范围内剑拔弩张的关税战将持续上演。这将带来严峻的经济下行风险，提高企业的成本和消费者支出。但另一方面，如果尺度把握得当，或有利于提升国内产业的韧性。

　　关税政策在特定情形下能让特定群体从中受益。例如，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一些“旁观者”国家迎来了出口增长。越南、泰国、韩国和墨西哥得以大幅提振出口，其中墨西哥获利颇丰，对美出口创下历史新高。在中墨之间，组装产品以及中国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流动都有所增加，大量中国企业落户墨西哥。

　　总体而言，加征关税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下行风险。如果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将导致每个普通美国家庭每年额外支出超过2600美元。据估算，关税政策将使美国GDP下降0.2%，资本存量缩减0.1%，全职等效工作岗位减少14.2万个。

　　短期内，加征关税会带来很高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倘若统一实施高额关税，那么每一位进口中间产品的进口商和买方都需要重新布局供应链，这会带来运营效率下降和成本上涨的双重挑战。

　　随着关税上调和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全球最贫困国家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据世贸组织估算，在1995年至2022年期间，中低收入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已从21%增至38%；并且，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亦从1995年的区区5%攀升至2021年的19%。然而，近年来的关税提高给这些国家的贸易带来阴影，如果发达经济体继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认为与较不富裕国家的贸易往来会削弱本国就业并压低工资水平，那么这些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将会进一步加剧。

　　对企业的启示

　　明确供应链中哪些特定环节可能会受到拟议关税及预期反制措施的影响。在报复性关税持续实施的背景下，企业有责任去辨识哪些关税措施有利于其业务运营，并评估哪些业务领域可能从制造业回流中受益。

　　遏制关税规避行为。试图规避进口关税的行为将面临越发严重且愈发频繁的后果。对于战略性企业而言，密切关注最新监管政策动态，确保业务合规至关重要。

　　充分考虑对消费者的影响。面对关税的上调，企业往往倾向于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企业需要开展尽职调查，确保产品定价符合行业平均水平，同时还需探究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上涨程度。

　　全球反腐跨界突破

　　腐败会侵蚀公众信任根基，扰乱有效治理秩序，并进一步加剧社会问题。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2023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存在严重腐败问题。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的政府透明度也每况愈下。在国际透明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最新版《全球清廉指数》中，瑞典（82分）、荷兰（79分）、冰岛（72分）和英国（71分）等国创下了自2012年该指数首次发布以来的最低得分。美国在2023年的得分为69分，与2012年至2019年期间略高于73分的平均得分相比有明显下降。

　　过去十年，大多数国家在打击腐败上几无进展，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其中有23个国家的清廉指数得分跌至迄今为止的最低水平。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以及深度伪造技术的日益成熟，有可能会加剧世界各地的腐败问题。至少有47个国家的政府利用网络评论员操纵线上舆论，使其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可以成为打击腐败的有力手段。

　　各国政府与各类机构在联合打击腐败问题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过去的20年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始终致力于加强跨境反腐案件及资产追回方面的国际合作，并推动各国开展反腐败监管工作。各个国家借助先进技术成功实施反腐败举措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在联合打击腐败方面，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科尔尼公司的年度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FDI Confidence Index）报告，企业领导人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时，往往将政府的透明度和廉洁程度视为比其他很多因素更为重要的考量点。

　　新兴人工智能技术既可能加剧虚假消息的传播，进而助长腐败之风，也可以成为打击腐败的有力武器，从数字化公共融资到AI欺诈检测等技术，皆可发挥积极作用。当一系列的治理难题不断削弱政府公信力，加剧民主退化之时，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组织应加大反腐力度，重建公众信任。

　　对企业的启示

　　认识反腐败的重要性是企业的当务之急。打击贿赂与腐败不仅因为这是正确之举，还因为它能带来声誉上的提升，进而产生经济效益。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更倾向于从那些奉行道德经营理念的企业购买产品。

　　监测供应链各层面的透明度。设立专门的合规官和严格的合规标准，确保公平的薪酬体系，打击非法交易，促进以人为本理念，都将是维护高尚商业实践的关键。

　　积极打造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揭露和打击腐败方面，与私营部门合作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电力需求不堪重负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24年全球电力需求增幅将达到4%，创下2007年以来的年度增长新高。该组织预测未来十年，全球每年的电力需求增加量将相当于日本一年的总体能源需求量。

　　技术的快速普及，特别是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成为电力需求上升的驱动因素。到2030年，这两大因素预计将使全球电力需求较2024年增长630%。

　　从2023年到2030年，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将使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每年增加约200太瓦时（TWh）。到2028年，人工智能预计将占全球数据中心电力需求的19%左右。到2030年，欧洲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将相当于葡萄牙、希腊和荷兰当前电力消费量的总和。而在美国，到2026年，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将跃升至全美电力总需求的6%。

　　尽管电动汽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环，但其大规模推广也会对电网带来压力。2024年上半年，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及换电服务所消耗的电力同比增长64%。美国交通运输行业的电力消耗预计将从2023年的18.3太瓦时飙升至2030年的131太瓦时，而核心驱动因素正是电动汽车的推广普及。

　　极端天气也是促进电力需求增长的因素之一。在全球许多地区，空调使用量的激增成为推动电力需求飙升的关键因素。席卷全球的高温天气引发能源需求激增，而能源的大量消耗反过来又加剧了气候变化的风险，全球卷入恶性循环。

　　许多政府与企业正在积极应对电网挑战，推动可持续创新。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电网的扩建工程预计约耗资24.1万亿美元。在美国，政府正在努力通过先进的输电技术（ATT）来提高电网容量。与此同时，欧盟的“电网行动计划”（Grid Action Plan）也在应对欧盟电网在扩容、数字化以及利用率优化等方面的核心挑战。中国也在加大电网建设投资，计划到2024年年底实现主要电网项目竣工37条，新开工33条。

　　私营部门也在积极应对电力需求的紧迫挑战。越来越多的企业加速转向“离网”解决方案。此外，地热能在提升电力产能方面也展现出重大潜力。能源分销企业也纷纷借助前沿创新技术（如数字孪生技术）强化自身的电网系统。

　　对企业的启示

　　缓解电网压力。秉持环保理念的企业将积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自身的能源消耗。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安装数字化楼宇管理系统（BMS）等方法实现。

　　确保遵守政府法规。随着各国政府积极推进电网系统升级，努力降低能源消耗，企业将面临更为严格的合规要求。在此背景下，公用事业服务提供商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审慎选择数据中心位置。为大型数据中心选址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尽职调查。首先，如果数据中心选址离居民区过近或位于居民区内部，可能会引发舆论的不满。其次，数据中心用水需求巨大，应避免选在水资源紧张的地区。此外，数据中心还应靠近道路和机场，以便于硬件设备的运输。

　　“超级个体”的影响力空前强大

　　《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的新书里首次提出“超级个体”的概念，预测在科技时代，这类个人影响力甚至可以比肩国家和市场，对二者的权威形成挑战。

　　与往昔手握权势的个人有所不同，这些新时代的“超级个体”往往凭借财富积累以及社交媒体传播赋能，斩获了强大的影响力，在政治、文化和经济诸多领域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引领各行各业的深刻变革。他们可以塑造劳动力市场格局，厘定供应链体系，甚至改变政治格局。

　　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亿万富翁群体担任或谋求政治席位的比例往往更高，这一趋势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力。名人的政治背书有助于扩大候选人的影响力范围，同时还能有效提高目标选民的投票登记率。“超级个体”在塑造全球经济整体格局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供应链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并且以创新的方式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名人也具有强大的消费号召力。据估算，泰勒·斯威夫特在新加坡举办的六场演唱会为当地带来约3.7亿美元的收入，这一现象催生了“斯威夫特经济学”（Swiftonomics）一词，反映出其对美国乃至其他国家消费者支出的影响。

　　全球知名的活动家可以通过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与全球受众互动，这使得诸多关键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超级个体”也在通过他们雄厚的资源和影响力重塑传统慈善体系。

　　此外，在行业层面上，拥有超级影响力的行业领袖能够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界定新市场的参与规则。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带领脸书（Facebook）率先制定了数字空间的管理规范。

　　未来五年，除非遭遇强烈的公众反对，否则这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超级个体很可能会继续对政策及政治决策施加影响，从而进一步巩固他们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

　　对企业的启示

　　对“超级个体”进行战略性关系管理。政府与企业需要谨慎处理与这些“超级个体”的关系，与其结成利益与影响力联盟，有助于企业开辟合作新路径、吸引更多投资，并创造市场机遇。然而，企业也必须留意其中所涉及的声誉、监管以及财务方面的风险。

　　当“超级个体”涉足某一行业领域时，应及时做好迎接行业颠覆性变革的准备。“超级个体”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广泛的人脉以及雄厚的资金，一旦他们关注某个行业领域，很可能会推动该行业发生快速变革。有战略眼光的企业会密切关注“超级个体”进军新市场的动态，并开展竞争分析，以确定这些行业颠覆活动对其自身业务的利与害。

　　充分发挥“超级个体”对企业社会责任（CSR）问题和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问题的影响力。随着“超级个体”的慈善捐款占比日益提升，他们可以影响CSR行动和ESG举措，以获得更多的关注与资金支持。非营利组织应当从战略高度出发，充分发挥“超级个体”的聚焦效应，而企业则应主动融入这些“超级个体”所引领的议题之中，最大限度提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作者Erik Peterson为科尔尼全球合伙人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董事总经理，Terry Toland为科尔尼公司董事、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成员，贺晓青为科尔尼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总裁；编辑：马克）